精读文稿
今天我们解读的这本书是《巨变》。副标题是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危机的时代。比如作为个人，我们可能会遭遇失业、离婚、亲朋好友的意外去世。作为国家，会遭遇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甚至战争。整个世界也会陷入像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严峻挑战。可以说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对未来充满迷茫。而本书要讨论的话题就是人类在遭遇重大危机的时候，应该如何自救。
本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世界知名的演化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思想家，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双重院士。他擅长站在历史的视角，综合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来审视文明的兴衰等宏观议题。戴蒙德最有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曾获1998年普利策奖。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种黑猩猩》则获得过英国科普图书奖。今天讲的这本《巨变》是他在82岁高龄完成的最新作品。在本书中，戴蒙德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生态生物学等多学科出发，通过审视各个国家在历史上的选择，思考并理解人类社会在回应危机时的功过是非。本书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比尔·盖茨说，经过戴蒙德理智而又深刻的分析，自己对人类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前景信心大增。《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也认为《巨变》这本书能给人类应对全球危机提供有力参考。
在很多人看来，危机可能就是一场灾难，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然而，戴蒙德认为，危机是一个紧要关头，一个转折点。危机可以使一种文明没落、一个国家解体、一个时代终结，但它也可以成为重生的契机。就像尼采所说的，“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戴蒙德在本书中最具突破性的观点是打破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壁垒，指出一个国家应对危机与一个个体应对危机有许多相似之处。
那么个人如何应对危机呢？当一个人身处危机，他会发现平日应对问题的方法难以克服此时面临的重大挑战。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怀疑。心理学研究发现，危机发生后的6周是关键的过渡期。在此期间，人们要么死守早已不通的旧路，要么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应对路径。这条路径最后可能成功，也可能会失败。等6周时间一到，人们要么放弃失败的尝试，重回旧路，要么成功地解除危机，重新获得幸福。心理危机治疗师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发现了12个能帮助个人成功应对危机的因素。第一个是直面身为危机的现实，这是开展危机治疗的前提。第二是勇敢承担责任，因为一个人无法改变其他人。我们能全然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第三是划清界限，也就是发现并界定亟待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审视自己哪些方面不需要改变，哪些方面应当抛弃或改变。第四是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大多数成功度过危机的人都会意识到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珍贵。第五是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第六是自我力量，它意味着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个体，拥有对自我和对目标的认知，并且接受真实的自己。第七是诚实的自我评估，弄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第八是应对过往个人危机的经验。如果一个人以前曾应对过几次不同类型的危机，那么在解决新的危机时便更有把握。第九是耐心。面临危机，人们很少一开始就能找到恰当的应对办法，他们也许要尝试好多种不通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耐心很重要。第十是灵活的个性，灵活应变远比僵化、刻板要占优势。第十一是核心价值观，它和刚才说的第6条自我力量有一定的联系，指的是一个人心中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的那些道德准则和人生观。第12，也就是最后一条是不受约束，它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人身上背负着沉重的负担，那么尝试新的解决危机的方法就会更难。
在戴蒙德看来，个人应对危机的12大因素与国家应对危机有很大的相似性。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国家视作个人的集合，但是个人特质和国家特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联，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为该国民众所共享。一个国家的决策最终取决于该国民众的观点，尤其是取决于该国领导者的观点，而领导者也深受该国文化的影响。于是戴蒙德认为我们可以凭借个人的危机体验来理解国家的危机应对策略。他将刚才提到的12大因素稍加变形，给出了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因素。
下面为了方便讲解，我们将这12个因素总结为四大方面。第一是应对危机的前提，它包括直面危机，承认它的存在及严重性，并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责任。第二是寻找方法的过程，包括对自我和外部的条件进行客观而诚实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寻找灵活而有效的应对方法。第三是自我改变，指的是人们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要准备好进行自我改变，甚至是巨变。第四是求助他人，指的是寻求别国的帮助，或者借鉴其他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
下面我们就从这4个方面来解读《巨变》这本书。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主题尽管非常宏观，但并不是一本抽象的书，恰恰相反，它非常的具体和生动。戴蒙德在书中详细分析了7个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这7个国家分别是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为什么是这七个国家呢？因为戴蒙德有在这些国家生活的亲身经历，并且熟悉其中6个国家的语言。换句话说，戴蒙德刻意绕开了自诩全面系统的全球史逻辑，而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有限的观察者和思考者。那么我的解读也会依照戴蒙德的方法，从具体国家的案例和故事中发现人类应对危机的现实经验。
下面我们来谈第一个方面，即应对危机的前提。一个国家首先要承认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性，然后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是国家应对危机的第一步。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就像一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下意识的觉得自己好倒霉，一切都是别人的错。一个国家在陷入危机的时候，国民也很容易陷入自我怜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只想甩锅，不想担责。戴蒙德指出，人们必须避免这种自哀自怜，敢于承认错误，担当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改变。说到勇于承担责任的国家，我们不得不说德国在二战后的行为堪称表率。其实，德国也曾在一战失利后，因为不愿意承担责任，促成纳粹上台，导致二战的爆发。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德国是一战的发起国，战败后，德国作为战败方与法、英美三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条约规定重新划定德国疆界，限制德国军备，德国还必须向战胜国支付赔偿，并放弃其全部海外殖民地。德国人普遍抱怨凡尔赛合约太不公平，却没有反思发动战争是错的。大量德国民众还听信了纳粹的谎言，认为德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分子在背后捅刀子，认为自己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犹太人把他们的钱都吸光了。这种受害者心态促成纳粹的上台，从而导致了二战的爆发。
二战的失败让德国陷入了比一战结束后更悲惨的境遇，约有700万德国人在二战中丧生，1000万人无家可归。德国的主要城市都毁于战火。国土先是被四个同盟国分区占领，后又被划为两个国家，也就是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这里重点说联邦德国。一开始联邦德国的表现和一战后一样，没有自我反思，不愿承担责任。尽管纽伦堡审判中22名纳粹高官受审，但是当时很多德国人看来，纽伦堡审判只是一种胜利者的正义，是胜利的一方对失败的一方展开的报复而已。也有人觉得那些被审判的纳粹高官确实罪有应得。然而广大的德国民众是无辜的。对于纳粹的调查应该到此为止。而此时联邦德国的政府官员中，几乎一半都曾是纳粹政府的雇员，或者至少和纳粹分子合作过。因为只有这些人才具有政府工作经验。不过还是有一些个人站出来，试图让德国人担起历史责任。比如一位叫鲍尔的犹太裔德国律师，他1949年回到联邦德国后，一直致力于审判纳粹分子，起诉了很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工作过的基层人员。在法庭上，鲍尔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当年那些痛苦的细节，指出在集中营那样的地方，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有罪的。可惜的是，鲍尔所起诉的案件大部分都未成功。绝大多数被告都被宣告无罪，鲍尔甚至成了大众攻击的目标，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然而，正是通过那一次次的庭审，鲍尔向德国民众展现了纳粹时期德国人的罪行。
转折点出现在1968年。上世纪60年代的后半夜，抗议和示威运动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联邦德国也不例外。德国学生对于社会最强烈的批判集中在对纳粹的批判上。1968年上街示威的德国年轻人基本都出生在1945年左右。他们没有被培养成纳粹分子。在政治上非常清白。而他们的父母却大部分出生在1905至1925年之间。其中很多人都曾投票给希特勒。年轻人本来就喜欢批判和挑战自己的父母，而父母一代的纳粹成分给了他们批判的由头。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一个叫贝亚特的年轻女孩朝着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尖叫一声，纳粹往他脸上扇了一巴掌，因为这位总理曾经是一名纳粹党人。这场学生运动让整个德国社会走向自由化，并让柏兰特在次年，也就是1969年成为联邦德国的第一任左翼总理。在柏兰特的带领下，德国开始对纳粹历史进行清算和反思。1970年，博兰特访问波兰首都华沙，历史性的一幕发生了，在华沙的犹太区，柏兰特在众目睽睽之下双膝跪地，承认纳粹侵害了数百万受害者，并为希特勒的独裁以及二战中德国的所作所为请求众人的原谅。在柏兰特那一跪之后，整个德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解和反思纳粹的暴行成为德国公民的必修课。由此，德国摆脱了二战后的失败者心态，直面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没有重蹈自己在一战之后的覆辙，反而与周边邻国发展出相对平和、诚恳的关系。比如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联邦德国从未同其他任何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博兰特却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外交政策，与民主德国签订条约，还和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可以说，博兰特那一跪为20年后的两德统一埋下了伏笔。今天的德国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和平共处，他成了欧盟的领头羊，还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然而，戴蒙德也指出，像德国那样可以严肃认真地承担历史责任的国家实在太少了。一个著名的反例是日本曾经对亚洲地区的民众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他至今没有充分承认那段暴行。从来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像德国总理柏兰特那样为本国给他国造成的巨大痛苦而真心实意的道歉。事实是，日本领导人最多只是对日本的那段侵略史表示遗憾或哀悼。然而，戴蒙德指出，遗憾或哀悼不过是一种主观情绪的表达，只有道歉才意味着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在书中写道，我确实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承认过往，郑重道歉，再重新出发。他还指出，正因为日本的这种态度，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民众至今对日本怀有憎恨情绪，而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巨大的隐患和严重的危机。
接下来我们来看国家应对危机的第二个方面，即寻找方法的过程。一个国家必须对自我和外部条件进行客观而诚实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寻找灵活而有效的方法。在这一点上，芬兰做得尤为出色。芬兰是北欧四国之一，仅有600万人口，却因科技、教育和设计闻名于世，是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独立前，芬兰曾长期被瑞典统治，后来又并入沙皇俄国，成为一个自治大公国。1917年12月，芬兰获得独立。然而，从独立的那一天起，芬兰便始终面临一个巨大的威胁，那就是与他接壤的北方邻国，原先是苏联，现在是俄罗斯。1939年10月，苏联向波罗的海周边的四个国家，也就是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提出领土要求。四个国家中，芬兰是唯一一个对苏联说不的。苏联大概很惊讶，你那么小个国家也敢对我说不。于是1939年11月底，苏联向芬兰开战，苏联派了4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共计50万兵力向芬兰发起进攻。芬兰以全部军力抗敌，但他们全部士兵加起来只有12万人。并且没有坦克，没有现代战机，也没有反坦克步枪。然而，为了国家的独立，芬兰人依然英勇地作战。当苏军驾驶坦克和装甲车挺进时，芬兰的士兵则分成小组，用雪橇翻越重雪山。他们穿着白色的制服，与四周的冰雪融为一体，穿行在茂密的森林中，直到苏联纵队进入步枪的射程范围之内，他们才会停下雪橇，背着步枪爬到树上，瞄准苏联的军官射杀后迅速逃离。然而，芬兰人知道，这种游击战术的作用是有限的。面对在军队数量上和装备上占优的苏联，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延缓苏联的胜利，为自己争取多一点的时间。芬兰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的支援上，他们确实等来了一些志愿兵和援助的军备，比如意大利送来了一些装备，但都是些残枪旧炮，几乎不能用了。而瑞典以及英法等国或因担心得罪苏联，或因身陷二战泥潭，并没有派兵援助，万般无奈之下，芬兰只好倒向了德国。从1941年6月开始，芬兰开始与纳粹德国并肩作战。当苏联人和德国人缠斗时，芬兰人趁机夺回被苏联夺走的土地。不过芬兰并不认为自己是纳粹德国的盟友，只把自己称为共同作战国，还拒绝了纳粹德国的两个要求，一是围捕芬兰的犹太人，二是和德军合作进军列宁格勒。这也让列宁格勒得以在德军的围攻中坚守。而且在1941年底，芬兰军队和苏军之间就基本停火了。因为苏联忙于和德军作战，直到1944年苏联人把德军基本上逼出了国境，才终于腾出手来收拾芬兰。这一年的6月，苏军对芬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而芬兰一方面尽量稳住前线，另一方面，他们的领导人飞到莫斯科寻求和谈。
为什么芬兰在那个时候寻求休战和谈呢？原因很简单。芬兰再也打不起了。在与苏联交战的5年间，芬兰失去了近10万人。而当时芬兰的总人口不过370万，这个比例放到今天的中国，意味着在一场战争中失去3700万中国人。更重要的是，过去几年的经历让芬兰政府明白，所谓的朋友是靠不住的。国家的生死存亡只能靠自己。他们知道苏联太强大了，只有这个国家对芬兰友好，芬兰才可以心安。苏联要求芬兰在6年内支付高达3亿美元的赔款。当时的芬兰还是个农业国家。这笔赔款对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但芬兰人接受了，苏联还要求芬兰大量进口自己的产品。芬兰也接受了，尽管他能以更实惠的价钱从西方国家买到质量更好的东西。总的来说，二战之后，芬兰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就是取得苏联的信任。芬兰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的两位总统巴西基维和吉柯宁都反复强调芬兰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他不能对西方盟国有任何期待，他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并时时放在心上。让苏联信任并不容易，但芬兰必须为此竭尽全力。芬兰政府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苏联减少了芬兰需要支付的战争赔款，并在支付时间上给予了宽限。当然，苏联会这么做也不是因为他是老好人，当年和芬兰交战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芬兰士兵保家卫国的英勇无畏还让苏联人记忆犹新。因此，只要对方抱着一种真诚交往的态度，苏联也不想什么都用枪杆子解决。此后芬兰对苏联一直表现得很真诚。比如1973年芬兰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展开谈判。芬兰总统吉柯宁特意飞到莫斯科拜访勃列日涅夫，向对方保证这绝不会影响芬兰和苏联的关系。于是苏联选择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苏联领导者很信任巴西基维和吉科宁这两位总统，芬兰没有像一般民主国家那样为两位总统的任期设立限制，这两人加起来一共当了35年总统。一些西方国家对此是无法理解的。纽约时报曾在1979年发文批判芬兰说，在一种可悲的状态下，一个弱小的国家屈服于强大的邻国，对自己的主权自由作出可耻的、令人尴尬的让步。本书作者戴蒙德却站在芬兰这一边，他指出，芬兰与苏联共享漫长的陆地边界，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如何在这样严峻的地缘政治的约束之下，尽量保持国家的独立与繁荣，是芬兰所面临的主要危机。就像芬兰总统吉科宁在自传中写的，芬兰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在本国的生存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主导利益之间作出协调。无需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芬兰对于危机的解决之道是建立在对于自我与外部条件的诚实评估之上的。此外，他也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那就是他的友国并没有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帮他对抗苏联。于是他采取了灵活而正确的方法，通过牺牲部分原则来获取政治独立和国家繁荣，为一个国家如何应对危机树立了典范。
好，说完了应对危机的前提和寻找方法的过程，接下来我们来看国家应对危机的第三个方面，那就是自我改变。危机意味着挑战，意味着人们要寻找新的办法来应对新的情况，这当中就牵涉到了自我的调整和改变。很多情况下这种改变是局部的、轻微的，不会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或核心价值观。所谓的国家认同包括了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特征，也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念，而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有关，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认同。比如莎士比亚的文学是英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但英国在二战的至暗时刻拒绝与希特勒谈判，靠的并不是这个国家认同，而是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我们绝不投降。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经常会帮助这个国家渡过难关。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芬兰，他应对危机时做出了一些策略上的调整，从与苏联作战变成了与苏联搞好关系。但芬兰的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始终没变，他们愿意为了维护一个独立的芬兰拼命，也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变通。然而，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也会出现断裂式的改变，这就是本书的书名《巨变》所体现的意涵。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会变得和过去完全不同。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澳大利亚的故事。澳大利亚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01年英国下放自治权，澳大利亚才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英联邦国家。但是它并未斩断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把澳大利亚看成是大英帝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岗哨，对于自己的英联邦属性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澳大利亚的第一步宪法就表现出对英国王权的绝对拥护，国旗也是以英国国旗为主要元素。也正因为这种国家认同，澳大利亚奉行白澳的核心价值观，白人的白，澳大利亚的澳，他们认为只有白人才能生活在澳大利亚，因此他们在移民上实行白澳政策。1901年，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便制定了移民控制法，规定黑人与亚洲人不得移民至澳大利亚。他们的首任总理巴顿公开声明说，种族平等是不存在的，那些非白人种族无法和白人种族相提并论，前者是更低等的。澳大利亚人如此认同英国的子民这一身份，以至于他们会为了英国去打仗，而那些战争和澳大利亚根本没有关系。比如1885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派遣军队在苏丹帮英军镇压反叛分子。1914年，一战的号角刚刚吹响，澳大利亚就毫不犹豫派出了一支40万人的军队驰援英国。而当时澳大利亚总人口还不到500万，一部分澳大利亚的士兵和来自新西兰的士兵组成了一支澳新军团，登陆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半岛，结果惨遭巨大伤亡。为了纪念这场战役，4月25日被定成澳新军团日，这至今仍是澳大利亚最重要也最富有感青色彩的国家节日。这种强烈的国家认同延续到了二战初期。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都没有和议会打声招呼，就对外宣告达不列颠已经宣战。因此澳大利亚也准备开展并向欧洲战场派去军队。随着日军的威胁逐步变大，澳大利亚曾考虑撤回这支军队。然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澳大利亚人承诺，英国舰队会通过新加坡军事基地保护澳大利亚，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承诺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位于太平洋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军队发起了进攻。短短三天之后，日军的炮火便击沉了英国留在远东的仅有的两艘主力舰。1942年2月15日，驻新加坡基地的英军总指挥官向日军投降，导致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的10万名士兵被送进了战俘营。其中包括2000名澳大利亚士兵。这些士兵在战俘营中遭受了极其残忍的对待。日军在二战期间总共俘虏了22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其中36%的人死于战俘营。新加坡基地的陷落让澳大利亚人发现，原来英国并没有保护澳大利亚的实力。而来自亚洲地区的威胁就近在眼前，澳大利亚人不得不痛苦地正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自己其实离亚洲更近。
可以说在远东的英军向日军投降的那一刻，澳大利亚就迎来了国家认同的转折点。英国保护不了他们，该为自己谋出路了。尽管二战结束的十几年后，澳大利亚人仍然深深地爱着英国，爱到允许英国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原子弹试验。但时局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61年，英国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标志着英国的重心从英联邦转向了欧洲。1967年，英国宣布撤回其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全部军事力量，这标志着英国作为澳大利亚保护者的角色正式终结。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萎缩，取而代之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的是日本。当大英帝国的国家认同发生变化时，白澳的核心价值观也就随之改变了。1972年，新当选的澳大利亚总理魏德伦正式宣布白澳政策落下帷幕，并废除任何官方形式的种族歧视行为。此后，澳大利亚开始大量接受来自亚洲地区的移民。到了1991年，亚洲移民在澳大利亚所有移民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今天的澳大利亚仍然是英联邦国家之一，也仍然承认英国君主为本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然而他已经转型为一个紧邻亚洲地区的独立国家，拥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与亚洲的交往已超过同欧洲之间的接触。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亚洲面孔，城市街道上有着鳞次栉比的日本餐厅、泰国餐厅、越南餐厅和中餐馆。澳大利亚之所以抛弃过去的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是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也许不是每个国家都会像澳大利亚那样需要经历如此的巨变，但无论如何，澳大利亚的故事告诉我们，必要的时候再大的改变也要做出。
最后我们来了解国家应对危机的第四个方面，那就是借助外部的力量，它包括向别的国家寻求帮助，或者借鉴其他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一个人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会渴望其他人向自己伸出援手。国家也会这样。比如上世纪70年代初智利的经济持续收缩，失业情况加剧，通胀率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掌权的皮诺切特政府向美国求助。美国政府恢复了对智利的贷款项目。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还特意在1975年飞到智利，与皮诺切特进行了45分钟的谈话。那次会谈后，皮诺切特将智利国家经济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弗里德曼的弟子们。这群美国专家的经济改革政策立竿见影，让智利的年通胀率从之前的600%锐减到9%，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外来投资猛增，国内消费支出上涨，出口也不断增加，并开始走向多元化。
在戴蒙德看来，当今的美国却恰恰是不愿意借鉴学习他国经验的典型案例。尽管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的第一强国，但已经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顺便说一句，《巨变》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是2019年，戴蒙德在写作的时候还没有看到美国在2020年新冠疫情中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对于美国问题和危机的分析是很有预见性的。戴蒙德认为，美国目前最严重的危机是政治妥协的加速崩溃。美国奉行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体制，这三权分别是国会代表的立法权、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和最高法院代表的司法权。这三方之间的妥协是美国民主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关键。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政治妥协是有效的，比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共和党总统里根和众议院议长奥尼尔，两个人之间虽然常有分歧，但依然能达成妥协，有效地进行合作，通过大部分立法。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2005年以后，美国政治妥协的形势不断恶化。2008年，奥巴马刚当选，共和党领导者就宣布会反对奥巴马的所有提案。他们说到做到，在随后的四年里，否决了奥巴马提名的79名政府职位候选人。这个数字比过去整整二百二十年间被否决的候选人提名还要多。到了今天，情况显然更为恶化。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两个人不但无法合作，还彻底势同水火，经常恶语相向。与此同时，选民在意识形态上也越来越极端。作者戴蒙德有一个朋友是民主党的，他说如果社交网络上有人发布了支持共和党的观点，他就会和那个人解除好友关系。那些被他解除好友关系的人中包括他的阿姨和叔叔。
美国另一个重要危机是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美国最富裕的1%群体，其收入在美国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在上世纪70年代还不到10%，而今已经上升到25%以上。今天最富裕的三个美国人分别是亚马逊的总裁贝索斯、股神巴菲特以及比尔·盖茨，他们三个人的净资产加起来等于1.3亿美国穷人的净资产总值。另外，美国政府近年来在基础教育、公共设施方面的投入不断减少。尽管美国依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处于世界的主导地位，但美国普通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和科学人文素养令人担忧。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技能培训和素质培育。但在戴蒙德看来，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危机本身，而是美国人并没有应对危机的觉悟和姿态，他们有的人不相信美国已进入危机时刻。有的虽然承认有危机，但不愿意去承担责任，而是习惯性地将问题归咎于别的国家或组织，而且特别喜欢把中国、墨西哥和非法移民拿来当替罪羊。很多美国富人明明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但他们不是贡献财富和力量去寻找解决方案，而只是为自己和家人选好退路。比如在新西兰购置房产，或者花一大笔钱将废弃的地下核弹发射井改造成奢华的防御城堡。更重要的是，美国人不愿以其他国家为榜样，不愿学习其他国家在应对危机时使用的办法。美国人坚信美国是与众不同的，其他任何国家的方法都不适用于自己，比如说加拿大。在社会和政治治理上，加拿大的许多方法和美国大相径庭，他们的国民医疗计划、接受移民的标准都比美国的相关政策更注重细节，也更为理性。然而，美国人对加拿大一点也不了解，当然更不会意识到自己能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再比如说欧洲，许多欧洲国家都以政策支持的方式将政府投入落实到医疗保健、公共交通、教育、养老、艺术等方面，这让这些国家的国民在预期寿命、科学素养、个人幸福感等方面遥遥领先于美国。然而，美国人却对那些政策嗤之以鼻，对加拿大和欧洲尚且如此，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就更别提了。
戴蒙德指出，美国尽管依然有着巨大的优势，但他在加速挥霍这些优势。如果他继续保持这种自大的心态，拒绝借鉴其他国家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那么现有的优势将很快被巨大的危机吞没。事实上，在读到美国这一段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戴蒙德写作《巨变》这本书的真正动机，它以其他国家的案例为依据，最后落实到对于美国的针砭时弊。目的是为了说服美国人直面危机，并探寻务实的解决之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巨变》虽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却具有极为严肃与正统的史学气质。说到这里，《巨变》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已经讲完了，国家与国家是不同的，危机与危机也是不同的。气候和能源问题，全球发展的不平等，乃至新型疾病的传播都将把我们置于危机之中。我们必须找到应对危机的方法，才能险中求胜，这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只有做好巨变的准备，才能在危险中寻找到机会。就像丘吉尔所说，“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好，《巨变》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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